那么，这些以文盲居多的产婆，能成功转身吗？即使她们成功转身，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了在自家床上生孩子的妇女们，有勇气走出家门，把最私密的部位暴露给医院吗？
死于无知
1901年，接生婆用指甲为婴儿“开路”
20世纪初，我国的产科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产妇在生孩子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求助于“稳婆”，也就是民间的接生婆。这些接生婆大多是一些没有医学知识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接生方式往往令人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到什么程度？清朝末年，来自英国的医生波尔特，在他撰写的医学报告里，有生动的描述。波尔特是1901年到福州附近的福清县工作的，是第一位到这个小城市的西医产科医生。在福清，他看到所有的产妇都在家中分娩，一般的场景是这样的：产妇坐在床边，丈夫坐在身后支持产妇身体，接生婆在产妇前面忙碌；为了给婴儿“开路”，这些缺乏医学知识的接生婆会用长指甲抓破孕妇的会阴、阴道甚至宫颈。无情的抓挠，常常给产妇留下无法治愈的伤害，甚至带来名为产褥热的夺命产后症。在高烧、寒颤和下腹部疼痛中，产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最后丢下宝宝，撒手人间。
同一时期的西方，早已经开始实施科学的助产方法了。
产褥热的魔影也曾经笼罩着欧洲各地，为什么会这样？19世纪中期，为此感到迷惑的匈牙利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仔细地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他发现，他所在的这所供医学院学生实习的产科医院里，每当放假时，产妇的死亡率就会降低。更令人迷惑的是，有的产妇临产匆忙，在来医院途中自己就分娩了，进院后不再需要医生接生和检查，这些产妇往往反而不会得产褥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塞麦尔维斯经过反复研究分析得出了结论：医院里发生的产褥热，主要是医生们受到污染的双手和器械，把“毒物”带给了产妇。找到原因后，塞麦尔维斯立即行动，实行了严格的产科消毒法。结果很快扭转了危局，医院的产褥热发病率下降到0.6％。
塞麦尔维斯之后，西方的产科开始实行严格的消毒制度。而此时的中国，产妇们仍旧在用生命为接生婆的无知埋单。
数字惊人
1928年，全国每天500个产妇死亡
在西医产科刚刚进入中国时，民众普遍持怀疑态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们即便去了医院，也不肯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在中国进行的第一例剖腹产，就最终因此半途而废。这次手术，是在广东博济医院进行的，病人是一位生第三胎的妇女。她因难产被送到医院，医生为她剖开子宫，顺利地取出婴儿。手术后，产妇发烧，并出现盆腔感染，但她的家人却坚持要求出院。博济医院医生斯万提供的报告中猜测：“未能随诊，产妇可能死亡。”
接生婆助阵孕妇分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20年代。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张慰丰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估计有20万无知识的旧式接生婆分布全国，导致产妇死亡率千分之十五，婴儿死亡率千分之150到千分之300。“同一时期，英、美、法的产妇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八十到千分之九十。中国是他们的三到五倍。”
被称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拓荒者的杨崇瑞，在1928年做过一个统计，“中国每日孕产妇死亡不少于500人，其中400人非无法抢救，救治方法为产前保健。”
产前保健和科学助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则，产妇和家人对西医不了解、不信任，不愿意去医院；二则，即便有心想去，昂贵的费用，也让人望而却步。于是，培养一批合格的助产人员，让更多的产妇和婴儿远离鬼门关，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中央日报》刊登的消息不难看出，南京市卫生局为此已经拿出了具体的措施——开办接生婆训练班。对旧式接生婆进行专业改造，不仅可以壮大合法的助产人员，而且不至于让原来的接生婆因失业而生计无着落。
那么，如期的愿望达到了吗？
力不从心
1930年，很多接生婆卡在了专业课上
从《中央日报》刊登的短短300字消息来看，尽管南京市卫生局大张旗鼓地宣传已久，可是前来报名的接生婆并不多，只有26人。按照1930年南京城区57万人来计算，接生婆绝对不止26个，为什么报名的人这么少呢？要知道，一旦错过了培训机会，拿不到资格证，她们就是非法行医了，随时可能被制裁。
张慰丰教授查阅资料后，给出了答案：“实际上，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就开始着手改造旧产婆了。卫生部门还委托东南大学医院开办接生婆训练班。1928年，南京市卫生局成立后，开办接生婆讲习班，这一年给19个产婆颁发了开业执照。1930年，统计数字显示，南京市卫生局经两年考核合格发给执照的接生婆有58人。”
这58位产婆，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获得助产资格。
资料记载，当时江苏省其他地区，诸如吴县、常熟、无锡、武进等地也举办过接生婆训练班，但来接受培训的也很少。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们的条件苛刻吗？
让我们看看吴县公安局卫生科在1928年对接生婆提出的条件：首先要耳聪目敏、肢体健全、精神充足，无传染病，年龄则要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看上去这些条件并不难达到，即使这样，吴县只筛选出了8名合格者。不过，这只是身体方面的要求，很多通过“面试”的接生婆最终未能合格，是卡在了专业课程上。
从《中央日报》的报道可以得知，开办的接生婆训练班，一期需要学习两个月，每日下午都要上2小时课。开设的科目也相当复杂，有解剖学大意、产科学大意、消毒学大意、产褥须知、胎儿保养法、模型实习、接生婆取缔规划，一共七门课程。可以想到，对于很多大字不识几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大姐大妈们来说，要掌握这些知识，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她们“不免有观望不前，自感放弃者”。一路挣扎，闯关成功的，绝对都是佼佼者。
观念转变
1933年，南京时髦产妇到卫生所生孩子
1932年，南京市区推行免费接生，先是在两家诊疗所增添助产士，开展产科检查。1933年2月，全市所有诊疗所都设助产门诊，中央医院添加产科病房，收治难产孕妇。同时，市卫生事务所也开设助产门诊，专为市内孕妇免费接生。从这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产妇开始到卫生事务所分娩。
数据显示，1930年，有22名孕妇在卫生所、医院类的公立机构分娩；1931年，数字上升到250名；1932年，是405名；1933年，猛增到1213名；到1936年，上升到4385名。
孕妇逐渐认可新式的接生方法，和政府提供的免费接生有关，也和新观念的普及分不开。家住网巾市的刘郑荣生于1928年，她告诉记者，她出生时，家里就是喊了接生婆来帮忙：“还好我是顺产，妈妈受的罪不算多。我家在江宁有几亩地，生我时正好是农忙，妈妈只在家休息了两天，就下地干活了。到了大弟出生时，妈妈就受罪了，硬是在床上疼了一整天，弟弟才出来。可怜的大弟弟，出来没几天，就因为破伤风送了小命。妈妈也落了一身的病，一年四季都病恹恹的，干活也大不如前了。二弟出生在1934年，当时，我爸爸已经开始做生意了，乡下城里两头跑。他听说城里的卫生所都开始新式接生了，对大人小孩都好，就坚决主张我妈妈到城里来生。我家爷爷、奶奶不同意爸爸的意见，劝了好久，才答应了。”
记者对照资料发现，刘郑荣二弟出生的这年，南京市内选择到医院和卫生所生孩子的产妇共有2122名。而当时，南京每年出生的婴儿约在12000人左右。虽然仅仅占六分之一强，但显然，科学生育的观念已渐渐普及开来。
感恩勿忘
一妇女生育15胎
震惊女医学博士
在南京普及科学生育观和推进产科现代化的历史上，被誉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拓荒者”的杨崇瑞功不可没。杨崇瑞是中国第一个女医学博士，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深造。1929年，她多方呼吁，排除困难，筹建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1932年，她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使她十分震惊：有的妇女一生竟然生育了15胎之多，却因无法避免而苦恼。把妇女从生育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成为杨崇瑞毕生的事业。1933年，她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并亲任校长。以后她又在全国相继建起了60余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1957年，一直主张节制生育的杨崇瑞因声援马寅初，被划成右派。1983年她逝世后，亲属根据她的遗嘱，把她积蓄的6.9万元人民币和书籍杂志全部捐赠给国家。
杨崇瑞和她的
中央助产学校
建立于1933年秋的中央助产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卫生部、教育部领导。建校初期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均向中央医院（今南京军区总院）借用。1934年，在南京市石鼓路87号（今南京市妇产医院）筹建校舍，附设产科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往重庆，1946年返回南京。
南京解放后，学校由华东军区军管会接管，后更名为南京卫生学校。原附属医院则发展为后来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1995年，学校更名为江苏职工医科大学。2009年，学校更名为江苏建康职业学院。快报记者 白雁